三代闰法与筮法：筮法就应模拟天地之道,筮法模拟着闰法
“易与天地准",这个思想作为《易》学的原则在三《易》中应有一贯性。它表明,不同时代的《易》应与不同时代的人对天地之道的认识水平相一致,因而随着人们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必将带来《易》学思想的发展和《易》学体系的变化。筮法模拟着闰法,因而闰法的变革必将导致筮法的变革。因为从筮理上看,筮法首先要“与天地准”,然后才能预告吉凶。显然,闰法是作为天地的规律出现于《易》学中的。这一方法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先民对天地规律的认识首先是从对他们生活生产有密切影响的日月四时的运行规律开始的,这一认识内容的表达就是天文闰法,而且肉眼可见、身体可感觉到的天地的规律在那个时代也只能是作为历法内容的闰法。因而闰法自然被作为天地之道的象征。因为“易与天地准",所以筮法就应模拟天地之道,于是筮法模拟着闰法。
无疑,这一立筮思想应该追溯到《易》学创立之初,这种立筮方法也应该追溯到《易》学创立之初。因而《周易》筮法必然与前代筮法有联系,其中必有《连山》,《归藏》筮法的遗迹。
《周易》筮法说,“五岁再闰,故再执而后卦"。显然,“再力而后卦”的操作形式是依据“五岁再闰”确立的。然而"五岁再闰”已是《周易》时代记载的闰法,此前闰法又是怎样呢?筮法又是怎样呢?
《周易》筮法中“三变”,“再执而后卦”的含义不明,是否就是与此前的置闰方法及筮法有关呢?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周易》筮法中有殷商筮法的遗迹,殷商筮法与晚商天文新发现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筮法的二度变革。
所谓闰法,即设闰方法。地球绕日一周,即月绕地球十二次又三分之一,一年之内月数不能有奇零,所以取整数十二月,仅三百五十四日,与岁实(365日5小时48分46秒)相比,约余十一日，积至三年余三十三日,故每三年须置一闰月。还余三日或四日,再积二年,共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可置一闰月。平均计算,每十九年置七闰,以有节无气之月为闰月。有闰之年为闰年,有十三月;
其余则为平年,有十二个月。古人对闰法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公元前475年前后,才发明了19年7闰这个科学的方法。《周易》中记载的“五岁再闰",虽然《说文解字》中也有记叙,但史书中尚未见到比《系辞》更早的记载,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而从闰余的发现到总结出“五年二闰”,中间必然经过历法修正,太史公曾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这个说法虽有理想化的色彩和成分,但它表明,三代所用历法各不相同,历法经过不断修正是历史事实。三代历法又究竟如何呢?这些问题是研究《易》筮和《易》理所没法回避的内容。虽然古籍中关于先民历法的记载甚少,而关于闰法的记载就更为罕见,但仅见的几条线索和今人的考证结果仍能说明这一重大问题。
丁緜孙先生在《中國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中说:“置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祖先在长期的历法运用中,曾制定过‘三年一闰’,五年闰两次"等历法。至春秋时代,建立了‘十九年七闰法’。”张闻玉先生在《古代历法的置闰》一文中也说:“‘三年一闰,五年再闰’这是较古老的方法。"丁緜孙先生和张闻玉先生都提到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存在过“三年一闰”,“五年闰两次(即五年再闰、五岁再闰)”的历法,只是他们没有说明这两种历法存在的时间。但这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线索,在“十九年七闰"历法出现之前,历史上至少存在过“三年一闰”“五岁再闰"两种历法。我们可以循着这一线索,结合古代文献和前人的成果来探索春秋以前的古代闰法。
关于夏商闰法,由于年代久远,史书中没有直接明确的记载。但依据现存的零星史料,结合前人的研究结论,可以探索到它的基本内容。《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命羲氏、和氏两个家族的人遵循天象,测定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善毛氇。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澳。鸟善毹毛。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些内容说的是确定时令的方法和依据,提到了“四仲月”(相当于阴历的二、五、八、十一月)和设置闰月正定四时以及一年有366日。它所提到的正定四时的依据实际上有三个方面:天文星象,人对时令的规律性反应、动物的生理变化现象。天文星象方法是依据四星:鸟、火、虚、昴,用它们与太阳的位置对比确立四仲月。昼夜长短相等,南方的朱雀星在黄昏时出现在天的正南方,这一天是春分:白昼时间最长,东方的火星在黄昏时出现于南方;这一天就是夏至;昼夜长短相等,北方的虚星在黄昏时出现于天的正南方，这一天定为秋分;白昼时间最短,西方的昴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一天定为冬至。人对时令的规律性反应方法是:人们能够四散开来活动时是春天,人们就高而居时是夏天,人们又回到平地居住时是秋天,人们入居于洞穴之中时是冬季。依据动物的生理变化现象来分辨时节的方法是:鸟兽繁殖时是春季,鸟兽脱毛见皮时是夏季,鸟兽换生新毛时是秋季,鸟兽长出了柔软的细毛时是冬季。显然,三类参照物之中,人对时令的规律性反应与动物的生理变化现象是观象授时依据中极为原始的方法,依据这两者只能大致地分别四季。星相依据实际上所能确定的也只是通过肉眼观察来“核准"二至二分这些时间概念,以及考察这四个四季仲点之间的天数(包括一岁的天数),而没法准确地确定四季各自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因此,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岁时,只能做到确定一年的天数和大致分定四季,因而司马迁对这时历法内容的记载是“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这种“闰月”的作用只能使一年的四时界限大致划清。对于地球绕日一周与月绕地球十二次之间的时间差,可能是分散在四季消除,也可能集中起来设一闰月消除。也许这两种方法都存在过,只是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已。这里的“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显然不是后人训释的“在某年中安排专门的闰月来处理数差"的做法。严格地说,这时还处在置闰规律的探索初期,或者说,他们使用的只是“一年一闰”的闰法。关于《尧典》所记天象的真实年代,今人早有研究结论。古历研究专家张闻玉的结论是这样:
《月令》记“昏娄中”于冬至之日,《尧典》“日短星昴”,娄宿初度距昴初约二十六度(娄12度加胃14度),据岁差密律七十一年八个月西移一度,《月令》星象也在《尧典》所记一千八百年之后。肉眼观察十分粗疏,而两者星象相差在千年之上，理不得远。我们确定《月令》产生在春秋末期,《尧典》当是早于春秋末一千年的商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