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无人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

照张载看来，天地之性寓于气质之性之中，二者相对为两端，合两而为性，天地之性是无，气质之性是有，无是性，有亦是性，有无皆是性，这就是所谓”有无混一之常”。庄老浮屠不懂得这个真理，提出了一些片面的说法，“语寂灭者往而不反”，以无对之无为性，见无而不见有，“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以无对之有为性，见有而不见无，把有无虚实的关系割裂开来，皆不可谓之尽性。实际上，人之所以为人，既是一个有生命的肉体的存在，又具有异于禽兽灵于万物的本质规定。佛敦的错误在于片面地强调体真空为性，用本质来反对存在，否定延续人的生命的饮食男女之性。这种对人性的错误的看法，“则以人生为幻安，以有为为龙资，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所以张载严厉地批判说：“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道家的错误与佛教相反，在于片面地强调食色之性，用存在来反对本质，否定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这种对人性的错误的看法，把人降低为与禽兽相等的水平，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行为，所以张载也严厉地批判说：

”以生为性，既不通昼夜之道，且人与物等，故告子之安不可不诋。”(《诚明篇》)儒家扬弃了佛道的这些片面的看法，把人性看作是”有无虛实通为一物”，也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肉体与灵魂的统一，天理与人欲的统一，人文价值与自然本性的统一。张载用经典性的语言把个思想表述为“性其总，合两也”。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对张载的这个思想做了很好的诠释，他说：

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舍两者而互为体也。

盖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末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度，俱可谓之为性…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故告子谓食色为性，亦不可谓为非性，而特不知有天命之良能尔。(卷三)

张载根据这个思想进一步讨论了”德”与“福”的关系。他指出：“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无人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至当篇》)“居仁引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排去1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礼》曰心广体胖，心既弘大则自然舒泰而乐也。”(《经学理窟》)德是有得于天地之性而居仁由义的德性，福是气质自然全好而心和体正的幸福。由于人性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整合，本质与存在的统一，如果气质之性能以天地之性作为价值的导向和行为的谁则，使动作皆中礼，于理为至当，则声色臭味之秋皆得其正，于事为百顺，人的身心的存在就会处于一种舒泰悦乐、称心适意的状态，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所以说“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德是福的必要的前提，福是德的自然的结果。

由此看来,张载十分重视人的现世的幸福，这种思想与佛教的以饮食男女为安的禁欲主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德性的必要，与道家的那种以食色为性而无所不为的自然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禁欲主义处理德与福的关系,把幸福归约为德性，认为德性就是幸福，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自然主义则相反，把德性归约为幸福，认为幸福就是德性，实际上是取消了德性。张载认为，为了破除佛道的这两种片面性，首先必须“立本”。所谓〝立本〞，就是站在本体论的哲学高度为儒家建立一个全面的看法，明人性之所本。因为不有所立便不能有所破，如果不先立本，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异端邪说的影响而无所执守，产生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张载指出：“释氏之说所以陷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万物之性为一，犹告子生之谓性。今之言性者汗漫无所执守，所以临事不精。学者先须立本。”(《张子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