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法与筮理：《连山》筮法只是“四营成易”,一次四营成一爻,六次形成一卦

“易与天地准”,闰法是天地运行规律的代表,筮法因而模拟着闰法,以求能与天地之道统一。就此而言,筮法的具体操作步骤所展示的义理应该是晓畅明白的,而不应出现义理不通的现象。《周易》筮法的“三变成爻”与“五岁再闰,故再执而后卦"的含义暧昧实际上是由西周天文闰法的新结论与殷《易》旧筮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一问题的阐明还得从《连山》、《归藏》筮法怎样模拟着夏商闰法说起。先看《连山》筮法。

《连山》筮法只是“四营成易”,一次四营成一爻,六次形成一卦。它是模拟尧--夏及此前的闰法“一年一闰",所以取一年为例。“四营”在《连山易》中含义应是这样,“分二”象征天地分判,两仪形成,并运行起来。再“挂一”,象征三才完备。“揲四”是模拟一年中四时的运行。由于日月运行的结果必然产生岁实(古人认为是366日)与十二整月共354日的差额(即闰余),所以“揲四”之后再"归劫",象征置闰。把蓍草一分为二,左右手各揲以四,则说明一年的闰余是两仪共同运行的结果,因而“归劫”(象征置闰)应是把左右两手的余奇合在一起,而不应是左右手各自的余奇各象一闰。把左右手揲四之后的最后一个四也作余奇看待,而不去除以四,似乎不妥,但余奇作为日月运行的结果,无论是地球绕日,还是月绕地球(古人简明地概括成两仪运动),二者实际运行的时间都不可能是刚好统一成“平年”,置闰是对二者的时间差的尽可能协调,所以作为天地两仪的两手策数在“揲四”后不应没有余奇,留下这最后的“四”象征“有余数”,是有理的做法。《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排除“闰余”,就可以得出“过揲”之策,或28(天七的策数),或32(地八的策数),分别代表天地两仪,两仪运作的基本规律就由两仪策数反映出来。如同人生性别的选择无法由自己决定一样,这种“任意性”的“分二”就是偶然性的表现,“分二”的结果或阳或阴,体现着两仪性质。这种偶然成为《易》理在现象界的一个基本表现。因而说“四营成易”,通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步操作《易》道的运作方式就已体现出来。这样,三次操作产生一个三爻卦,重复六次,一个六爻卦就形成了。

有人认为,四时(四季)观念到春秋以后才出现。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不仅意味着《连山》筮法和下面即将阐明的《归藏》筮法不可能成立,甚至连《周易》筮法是否产生于周代也值得怀疑。然而,四季观念到春秋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是经不起史料检验的,四时思想不止出现于《尧典》之中,它还出现在《虞夏书·胤征》、《国语·周语》、《逸周书》等史书里。《胤征》讲的是夏帝仲康时期,主管历法的羲和二族失职,胤侯前往征讨的事。文中说到:“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意思是说,每年春季的第一个月,专门司掌宣布政令的遒人沿途摇着木制的铃铎,宣布新出台的政令。同篇还有一句“季秋月朔”(即秋季的最后一个月的初一),“孟春"“季秋”二辞表明四时观念不仅在夏代存在,而且早已与历法中的十二月结合。再看《国语·周语上》记载的西周中期的一件事,祭公谋父谏阻穆王征伐犬戎时说:“夫先王之制……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祭祀、上贡、朝觐有"日、月、时、岁、终”的时间规定,这是先王立下的制度。此中的“时”介于"月”与“岁”之间,当然是指四时。同是《周语上》篇中,虢文公劝谏宣王举行耕田仪式时说到古时候太史掌管农耕的天时地气知识,其中有一句"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意思是说,农事可以进行的时间征候是立春的时刻,这时日月都在警室,土中阳气积聚上蒸,地气发动,泥土松动。这表明很久以前古人就已掌握了确定立春这一节气到来的物候标志。我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址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而利用土圭进行观测,可以比较正确地确定二至二分,测出太阳年的长度。”这表明周初就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规定四季的界限了。这种立圭表测定四时的方法显然要比《尧典》中以观察物候星象来分清四季的方法进步得多。再看《逸周书》,其中四时四季的概念也不少见,如《武称解》《武顺解》等篇目。我们再看春秋时代的郯子的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言论,《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给昭子解释少皞氏用鸟名作官职名称的原因时说: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意思是说,我的高祖少皞(挚)受命之时,恰逢风鸟来到,因有这一祥瑞,所以就用鸟名来记事,百官师长都用鸟来作名号。凤鸟氏是历正(主管制定历法的官),玄鸟氏(燕子)司掌春、秋二分;伯赵氏(伯劳)司掌冬、夏二至;青鸟氏(仓庚)司掌立春、立夏;丹鸟氏(锦鸡)司掌立秋、立冬。郯子的这一解说表明,不只是四时,连二分二至早在少皞之前也已经被人们发现并运用了。郯子的叙说中展示的同样是观象授时思想,燕子春天来秋天去,伯劳夏至鸣冬至止,仓庚立春鸣立夏止,锦鸡立秋来立冬去,这是依据物候变化来判断区分时节。这种观象授时的原始性告诉我们,郯子所叙是可信的。郯子的这一叙说无疑与《尧典》记载的思想能相一致,这表明,四时观念早在尧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上述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史家记载的史料足以说明四季四时思想确立得非常之早,它是个极为古老的观念,绝非春秋以后才有。如果一味地从疑古立场出发,一定要把古史书都定为后人伪造之作,并据此得出所谓的科学结论,结果恐怕不止是不科学,还要误己误人。